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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第一篇：散文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逝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汪曾祺极具自知之明。他让自己静悄悄地写，也让别人静悄悄地看。正因不是主流，他的作品未曾跻身喧喧市井成为惹眼物事，成为炉中火锦上葩；而归于山间江畔明月，白云深处人家。要之，汪曾祺不是凛冽的雄鹰，挺拔的巨树，他是婉啭的画眉，幽幽的兰草。汪曾祺作品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篇篇闪光。他的笔下，有食色，有男女，有民风，有民俗。浑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决定了他作品特有的文体价值。汪曾祺在他的散文里，谈天说地，谈吃说喝，满怀深情地写故乡和异乡的食物，让人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乡思，洞见赤子的童真。《蒲桥集》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诗情画意的幸福生活——杨朔《海市》赏析这是一篇抒情散文，也是十七散文中的代表性作品。作家所要抒发的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幸福、富裕生活的赞美之情。在作家看来，生活在新中国的渔民们如今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生活在现实的海市里。所谓海市，本来指的是山东蓬莱一带有时出现的海市蜃楼的奇妙幻景。这种幻景由于偶然出现在远处的大海，如诗如画，非常美丽壮观，并且很快消失，所以显得十分神秘，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总让人想到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当然，作家描写海市并不是为了羡慕那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而是由海市奇观写到了蓬莱人们的现实生活，写到了他们生活的富庶而幸福，以此来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作家特别叙述了老宋对旧社会苦难生活的回忆，对海军舰船对海上遇险渔民的救援，将新旧社会加以对比。因此，这是一篇政治颂歌散文。在阅读这篇散文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文章写于1959年，当时正是官方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随着1958年发起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