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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拼音、简化字的尝试过程

第一篇：普通话、拼音、简化字的尝试过程请研究生围绕这个纪念话题开展《语言学评论》的稿件。这些都是课程成绩评定内容。桑哲先生和《现代语文》编辑：很久没有给你们稿件了。这篇纪念文章得到一些专家认可，请争取在10月发表。谢谢！另外你们的栏目设计最好还推敲好一些。例如“语言理论研究”5-7个话题似乎应该列入“语言应用研究”。似乎应该设立“语言部门研究”涵盖：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等。总之，栏目的分类逻辑性问题比较多。现在经过你们的努力，刊物影响越来越大，祝愿刊物质量越来越高。彭泽润敬礼！——————————————————————————“普通话”、“拼音”和“简化字”的尝试过程——纪念国家语言法律10周年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e-mai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0年10月31日由全国人大通过，现在10周年了。这部法律主要是保护中国语言现代化的3大成果：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简化字（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和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和给规范汉字注音的工具）。这些成果的研究、试验和推广都经历了一个尝试和妥协，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并且目前还遇到阻力。中国古代先后做国家首都的洛阳、西安等地方的方言成为自发流行的共同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人不断入侵，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传统的农耕社会被打破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语言教育标准，被官员使用的“京城方言”也是五花八门，这些不纯粹的官话被叫做“蓝青官话”，是北京方言和各地方言混合的产物，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官话只是官员的专利，百姓基本不会说。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上海吴淞口，目睹了中国语言的难堪状态：“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以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说管辖地方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翻译。”施美夫也发现：“由于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成为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南京话后来成为全国流行的共同语，因为南京在明朝初期是首都。半个世纪以后明朝首都迁移到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带去了130多万人口。这些南京人成为明朝北京人的基础，而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本地居民迁移到城外，因此当时北京人说的仍然是南京官话。一直到清朝的1728年，雍正皇帝才发布命令，用北京官话代替南京官话做中央政府官方语言。1893年，中国厦门人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拼写的厦门等福建方言，但是他主张在全国推广南京官话。但是北京话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1901年卢戆章在他的《中国切音字母》中就改成拼写北京话，不过方案保留拼写福建方言特殊语音的要素。1903年中国政府学习日本，把推广官话纳入政府的学校教育章程。虽然满语一直无法跟汉语抗衡，导致清朝文书从用满语为主过度到用汉语为主，最后在事实上汉语取代了满语，满语消失。经过清朝300年较量，1911年清朝灭亡，才正式确立北京官话取代满语的荣誉地位，获得“国语”的法定政治地位。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由于首都主要在南京，语音标准又动摇了。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依照清朝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形成“老国音”。1918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拼音字母，叫做“注音字母”，用来帮助推广“老国音”。这套看起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非常完美的语音标准因为在北京官话中混合加入了南京官话的要素，成为一种脱离现实语言生活的“人造语言”，很快就遭到反对。1920年南京的张士一教授主张用北京本地人的话做国语标准，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是吴稚晖等学者还是认为“老国音”明确区分尖团音，还有入声，“最能代表汉语的丰富性”。后来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吴稚晖也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了采用北京话做标准的“新国音”，开始大力推广。这时还有人反对，章炳麟主张在武汉方言基础上吸纳其他方言符合古音的成份，因为武汉是中国的交通中心。乐嗣炳主张采用上海方言，因为上海是中国现代的中心城市。陈子展主张用大家能够说和听的“大众语”，没有用确切的方言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主体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用„国语‟这个叫法。”于是叫做“普通话”。这次会议又针对普通话的基础方言的选择做了投票，得票多的依次是“北京官话”、“西南官话”、“吴语”和“粤语”。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确定普通话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