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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周扬文学作品

第一篇：浅谈周扬文学作品浅谈周扬文学作品如周海波所说：“周扬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权力话语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体现者”，因而“周扬所代表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周扬本人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学批评。”[1]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周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一、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指导，贯穿着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因而他属于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政治——艺术模式，从政治角度切入艺术研究，政治意识明显强旺于艺术意识。[2]主要有如下特征：（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艺术意识形态所具的认识功能，是与艺术真实性分不开的。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共同具有的审美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所特别推崇的一个方面。他们提倡从生活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观察方法进行创作，要求作家、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3]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周扬关于文学的真实的描述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周扬看来，艺术的倾向性总是和真实性密切相联的，因为“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4]无产阶级文艺到底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呢？周扬主张应当给政治“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主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5]在他看来，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客观生活的，“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6]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及其区别。（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恩格斯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从古希腊悲剧、喜剧之父，到席勒，到俄国、挪威的作家，都是“有倾向的作家”。[7]列宁也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8]批判“文艺是政治留声机”论，要求无产阶级政治“勿侵略文艺”，认为左翼文艺由于与无产阶级政治结缘，就走上“目前主义”与“大众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也就被异化了，“文学不再是文学”，“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9]周扬针对苏汶的文艺反映现实“如镜子之反映人形”不带任何倾向的观点时明确指出，“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10]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集中体现了他的新的批评的诞生，这时的周扬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正如许道明所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在经往所养就的直逼现实直接性的批评性格也借着新的时代条件，借着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得以进一步发展。”[11]（三）积极推崇文艺的战斗作用文艺批评是有战斗力的。刚踏入文艺论坛的周扬，其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明确指出：“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做Agit——Prop的武器。”[12]“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13]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孕育“纯文学”的土壤，更不允许存在离开中国现实而进行的文学批评。二、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就建国前的中国文坛而言，政治性强是共识。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做自我封闭的游戏，无论是对主流政治的顺应，还是反抗，都同时具有不可抹杀、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同样，文艺批评也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无论是对政治术语的借用、移用，还是化用，政治术语都己成为一种权威性、广泛性的话语现实。在周扬看来：“批评是实现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4]正如周海波所说，“从周扬步入文坛开始，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一位阐释者。”[15]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其文艺批评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作为文人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两篇文章中，他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进行了评价。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周扬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之后所出现的重要论著。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16]周扬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甚高，他从变革的伟大时代，从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赞扬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