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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的启示

第一篇：浅谈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的启示浅谈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的启示摘要：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汲取中外作家创作观的基础之上，总结了自己多年从事写作的经验，提出“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观，文学语言要重视“本体性、准确性、文化性”的语言观，“短而精练”的文体观等创作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对推动纯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应用文写作也有一定的启示。关键词：汪曾祺；结构观；语言观；文体观；应用文写作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汪曾祺并不能算是一位富有独特叙事技巧的作家，他的作品情节淡化，结构松散，语言平实。这种看似无技巧的创作背后，却有他的苦心经营，“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这种刻意为之的态度使得他的作品虽平淡却墨光四射，虽寻常却别有情趣。他的文学创作，在鲁迅、沈从文、契诃夫等中外名家的影响下，将传统文化隐匿在现代的叙述之中，自成体系。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创作有独到的见解：在结构上提出了“随意”、在语言上提出了“准确”、在文体上提出了“短”等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对应用文写作有诸多启示。一、结构观（一）形散而神不散：形不散而神不散汪曾祺开创了新时期的散文化小说，在结构上明显体现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特征。他的作品外在形式上很散，每一部作品都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甚至看不出结构。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小说，没有通常小说文本所惯有的戏剧性情节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小说的内在张力，用抒情化的语言叙事，叙述节奏从容随意。但是，他这种随便是刻意的，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又是一种“不露痕迹的随便”。作品中的文字和故事看似“散落一地”，其实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贯穿着，使作品浑然一体。而读者在这种引导之下更多关注情绪和感知，根本觉察不到他的技巧。汪曾祺这一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具有逆向启示。应用文写作是应用性文体，讲究的不是文采，而是规范，因此，应用文最注重的是结构。尤其像行政公文文书、法律文书、财经文书等，还有其“法定”的格式。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应用文写作教程体例，我们可以看出编者也都把关注点聚焦在写作的格式上。这种格式化的倾向虽然对于应用文写作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其写作的模式，不能促进应用文写作技巧的提升，也容易在教学过程中引起学生的抵触心理。而随着科技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界限在不断扩大，应用文写作的内涵、外延、作用也需随之扩充，自然而然，其格式不能一成不变。有些文书，如社交礼仪文书、职场文书等，随着全球化的加强、职业选择面的拓宽，可以在内在结构不散的基础之上，放宽外在格式的要求，使其灵活多变，积极适应变动着的世界，做到“形不散神不散”，戴着镣铐跳出最曼妙的舞步。（二）结构的经营：谋篇布局，慎始善终汪曾祺注重结构的经营。这种经营首先体现在写作前的构思，他说：“写小说，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他认为写作要讲究间架结构，要讲行气，要谋篇。应用文写作也当如此，首先不要急于下笔，要先根据行文目的从宏观角度谋篇布局，理清思路，找出基本脉络，脉络是个纲，纲举则目张。尤其是行政公文写作，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政策性，更不能轻易下笔。其次结构内部要前后呼应，有迹可寻。汪曾祺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有章法的，要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节奏，各部分之间要和谐、浑然天成。他反对生造的、拼出来的东西。应用文写作也要有章可循，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和段落之间，既要有其独立性，又要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能只讲表面的整齐、对称、呼应，更不能为了凑字数生搬硬套。最后体现在对开头和结尾的重视。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做到“慎始”，还要“善终”，即写好结尾。应用文写作虽不像文学作品那样特别注重开头和结尾，有些文书对开头和结尾的要求并不很高，但也不能千篇一律，没有创造性。还有一些文书，如计划、总结、新闻、演讲稿等，则需要有好的开头和结尾，可运用一些技巧，并适当对语言进行修辞，增强文学色彩。二、语言观汪曾祺在创作中最重视的是文学语言，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他建立起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语言观，这套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更是对汉语言文学创作的一种贡献。（一）本体性他认为“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w”。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观点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主要观点，他自己也在创作过程中践行这一观点。他的作品重语言轻情节，通过朴实的叙述体现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应用文写作的性质决定了其结构的重要性，但在写作时往往重视结构的完善而忽视语言的运用。应用文最重要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