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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辩护论文环境伦理学虽然己经成为当今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一股引人瞩目的思想之流，但是其合法性危机并未解除，这主要是因为环境伦理学界似乎一直都没有给出关于“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质疑以明确与有力的说明或辩护，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做出的有力的辩护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它无助于环境保护的实践所造成的，因为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伦理或道德的力量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这主要在于：生态危机的解除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工作：(1)制定技术标准或借助于科技的力量是基础性的工作。尽管生态危机的产生与科技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生态危机面前，技术至上主义的魅力正在衰减，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技术如今己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己经深深地介入、渗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行为、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现代人类的生存是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条件的。”(陈敏豪：《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年，)很显然，在生态问题上，完全放弃科技的做法所换来的只能是回复到人与自然之间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而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人向自然的回归毫无疑问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对此除了抒发一种极端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之外，是无法将其变为现实的，对于当代人来说惟一的选择就是合理地利用科技的力量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发展到一种新的境界。(2)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给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提供一种硬性的或客观的尺度，使人们在行为选择上有一种较为确定的界域虽然说生态危机的影响己经越来越直接、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人们的生态意识水平己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客观地说，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社会民众基本上仍然处于“他律”的意识水平上，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现阶段诉诸法律制度的调控对于环保实践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往往是现实中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3)通过环境伦理道德的渗透推动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拯救生态危机最终而且也是必然的选择。生态危机宄竟给当代人带来了什么?除了严峻的生存危机之外还在深层次上透现出了人类以往自然观和道德观上的一些缺失，这主要就体现在将人的需要或利益绝对化，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承载是有限的;同时利己主义道德观念的流行既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无关系，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建制的。所以要解决生态危机必然就要求人类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和道德观。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以正确的道德观或价值观作为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导向因素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正如汤因比所说:“迄今为止，人的伦理行为的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准却急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快。结果是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的，甚至是致命的。”(〔英〕汤因比、〔曰〕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3卜432页)另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理结合起来，解决好环境法制建设的根据问题，或者说为环境法制建设和法律的运用提供有利的辩护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因而这都使得环境伦理具有十分突出的应用性或实践性品格。所以从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环境伦理学是具有合法性根据的，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那么环境伦理学合法性危机又是如何产生呢?马克斯?韦伯在谈到合法性问题时指出，合法性基础即是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基础，合法性的类型主要可分为神授的、传统的和法理的三大类型，因而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种合法性辩护体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事物的合法性危机常常就是由于它或是失去了宗教的、或是传统的、或是法律的价值或意义系统的支撑所导致的。就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而言，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伦理传统的支持所造成的，这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总是试图站在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伦理传统的对立面来设立命题和概念，来拓展理论空间，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成立的根据就是要对传统的主体际(人与人)伦理予以否定，因而它总是习惯于将建立在人的利益和需要基础上的伦理传统斥之为“人类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要取消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或者是要求将所有自然物都看成是道德主体。这种自觉地与传统决裂的致思理路导致了人们接受或维持环境伦理学理念的困难，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合法性危机，致使环境伦理学在近百年的理论建构演变过程中始终要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回答“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上，但是直至今日有人还在不断地指责，环境伦理学常常把事实与价值、自然和人文、哲学与科学、事物自身的属性与人们对它的评价混为一团，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