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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案

第一篇：确认案共青团盘锦市委五届四次全会关于团市委委员卸职确认案（草案）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关于“团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候补委员中的专职团干部调离团的岗位，其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职务自行卸免。卸免须经全会确认”的规定和团市委委员中团干部的工作变动情况，共青团盘锦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确认：一、共青团盘锦市委五届三次全会以来，团市委委员中（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文辉（女）、孙雨、张晓莉（女）、李爽（女）4名同志已经离开团的工作岗位。以上同志的团市委委员职务自行卸免。其中孙雨同志的团市委常委职务同时自行卸免。二、按照召开市第五次团代会时市委、团省委的批复意见，共青团盘锦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共青团盘锦市五届委员会由43名成员组成，其中委员31名，候补委员12名。经本次全会卸职后，共青团盘锦市五届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本次全会确认卸职的4名团市委委员在过去的一年里，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政治过硬，作风扎实，自律严格，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构建和谐盘锦作出了积极贡献。共青团盘锦市委五届四次全会谨向此次卸职的4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这些同志为盘锦共青团工作所倾注的心血，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共青团事业，衷心祝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第二篇：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作者：张晓丽发布时间：2006-08-2108:52:31------------------本案是一起对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性，案件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重现，因此在诉讼中法官要借助于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得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重现，从而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判决。（一）双方的举证情况本案中对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目的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有：一是被告劳动部门提交的一份书证和三份证人证言，该证据均为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向劳动部门提供。其中书证是宋德鸿在2003年7月份写的个人总结，从总结可以看出，宋德鸿仅总结了其从事的销售工作情况。三份证人证言是当时在场的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出具，证明当时经理让韩某去买水，宋德鸿也在现场并提出和韩某一起去，经理让韩某去叫司机门某，但当韩某和门某下楼时车已经开走。二是原告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诉讼阶段提供的一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书证是宋德鸿的一本日记，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宋德鸿为经理李刚开车的经历。证人证言是由宋德鸿当时在公司的同事出具，证明因宋德鸿有驾驶执照，所以跟随经理李刚跑业务并为其开车。（二）对原告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应否采纳宋德鸿法定代理人为证明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提供的两份证据均系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未提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依法应当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中，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次性向其告知了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供的有关材料，即需要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和医疗诊断证明。原告按要求向劳动部门进行了提交。但劳动部门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用人单位提出了宋德鸿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抗辩理由并提交了有关证据。劳动部门采信了用人单位对该事实所举的证据并作出了非因工受伤的认定。即劳动部门在用人单位对原告受伤原因的陈述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并未就该事实进一步向原告进行核实，从而导致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错失了就该事实的举证机会。由此可见，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以上证据是由于劳动部门执法程序上的缺陷造成的，并非《证据规定》中规定的“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情形。另外，工伤行政确认案件有其特殊性，申请人出于治疗、救助的原因，对及时享受工伤待遇有较强的急迫性，所以一般不会存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不提交，而等到诉讼阶段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申请人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应当慎重对待，具备了证据“三性”要求的，法院一般应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使用。（三）证据认证中的法官心证虽然诉讼过程是一个发现、收集、运用证据的客观活动过程，但判断证据、认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本身却是主观活动过程。法官在个案中应当根据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对各种证据证明力作出判断，并以此探求实质事实，因此强调法官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制度更代表了法律的现实和发展方向。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即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审查证据。所以在法律就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