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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灵密码

第一篇：童心灵密码童心灵密码“童年电影”显然是不能和“儿童电影”划等号的，它多少和所谓的“成长电影”相关，亦即在个人成长的母题下，旨在以主人公过去和现在的双时空叙事或着眼于同一时空下儿童与成年人视角视域的差异，展现一切个人经历上的困惑、磨难、焦虑，以及被引领、被误导乃至独自一人跌跌撞撞而前行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体验。高品质的“童年电影”不仅对私人化的性情、经验给予细腻描绘和深度解析，更在其中融入了群体式的甚至更大范畴内关于成长记忆的共鸣。而这种关照和反思不论对片中主人公来说，还是对创作者或观众而言，往往都是贯穿一生的，我们看到的共时的种种终将组成我们历时的一辈子。可谓从童年出发，却打破了年龄的分界。我是谁？对于大多数“童年电影”而言，童年角色所面临的处境往往是十分尴尬的。作为片中主角的“小孩”，其身份地位却始终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大人”而言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都落空的孩子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一句来自成人的肯定，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在自个儿脑门儿贴上一个回首往事时多少会觉得可笑的“成人标签”。改编自铁凝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红衣少女》（陆小雅，1985）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片中多次提到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的安然，当然还只是个不谙世事却惯于表现得若有所思的女学生而已。其所谓的事迹在于――课堂上对老师错误的不依不饶，作文里对班长伪善的直言批判，课堂外和男生发展的纯洁友谊，家庭里对长辈说教的厌烦仵逆。而所有这些被冠以勇敢之名的行为里，却以执拗地穿着一件红衬衫为榜首，令其他人或说周围的世界黯然失色。以至于班主任老师神秘兮兮地告诫其家长：“这是一种迹象，要引起注意”。这的确是一种迹象，说白了，是其追求独立自我的明显表征。和所有这个岁数的孩子一样，社会的日新月异不断侵蚀着封闭的传统思想，令他们泛起青春的张扬与躁动。但结果是什么呢？她以为到白洋淀去畅游一番就能抛开俗世与大自然融合了，却既无法阻止好友米晓玲因家境困难而辍学，也无法扭转刘冬虎因父母离婚这档子事儿而转校，便是真能瞧出几分韵味也没法改变父亲的画不被赏识的事实。而姐姐顺服贤惠又如何？到了还是要嫁给有孩子的男人。而对于安然自己，表面上全不在乎做大人眼中的“好孩子”，内心里却偏偏为“评三好”这么个形式忐忑难安，说到底还是没能跳出主流评价机制的圈套。而当其知道姐姐安静为了满足自己这个卑微的心愿而只得与韦老师“幕后交易”时，更是彻底颠覆了对自我的认识：原来每个人都没有那么简单的，原来每一个角落都藏匿着生命的灰度。如果说成长，那么安然的成长是从这刻的内省开始，而非先前有意为之的标新立异。由此，电影很好地回答了“我是谁”这个疑问。“我”不是一个纯然超脱的个体，“我”的身份问题甚至比人与人的关系还复杂。而多数时候，“我”永远是个普通孩子，并不能像《北京小妞》（秦志钰，1991）里借超现实的武功大法“人小志大不犯愁”。而当这个身份问题放大到国族与其所牵涉的历史文化，就有了着眼于偷渡客的《细路祥》（陈果，1999），从生长于油尖旺的祥仔和“小人蛇”阿芬这两个身份和境遇都相差颇大的小孩入手，借少年情谊和市井琐事喻指香港九七前后的社会冲突与政治风貌；也有了关注国籍更迭与种族分野的《GO！大暴走》（行定勋，2001），以其轻狂又自卑的独特气场传达了作为“留日韩人”的男生杉原换走了朝鲜牌照却换不来尊重与爱情许可证的困厄，恋人之间相互隐瞒了名字，却隐瞒不了身体的血脉。我想娶什么？尼采说过，“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的欲望，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此言实在了得。而人类的欲望之深，甚至打从儿童时期便显出前兆来。未经纷杂世事与青春躁动侵染的幼小心灵，多半没有无病呻吟的本事，喜怒哀乐全凭外力。那些寄托在父母、师长、同伴身上的各样情感，因为不是自发，所以相当被动。就好像人家设计好了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游戏架构和游戏规则，只等着你在各个关卡碰壁求饶。然而，在这个强大的系统内部，儿童的头脑或许简单，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纯洁。如果你对方枪枪那双滴溜溜圆且几乎永远带着委屈的大眼睛堕入信任，最后一定发现影片《看上去很美》（张元，2006）有多么地切题，这双眼睛实在只能打动观众而已，角色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因此在爱护与包容下充满幸福与乐趣。相反，方枪枪是个“众叛亲离”的可怜家伙。像送刑一样被家长送到幼儿园长期寄养不说，新环境的见面礼竟是兵捉贼一般追赶着剪掉方枪枪后脑勺拖着的小辫子。随后，他见到的是其他小朋友整齐划一的穿着打扮，甚至连吃饭、如厕都按时按点的生活模式。苍白一致的步调不仅体现在一一擦手时活像集体投降似的手势和对列，更在“加饭举右手，手掌伸直；加汤举左手，握成拳头”的教条规范中，让那个“体制外”的方枪枪看傻了眼。幼儿园就是个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方枪枪不会自己穿衣服就如没了立命之本、生存之道，频频受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