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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的“套路”：学公文写作

第一篇：笔杆子的“套路”：学公文写作笔杆子的“套路”：学公文写作公文写作笔杆子的“套路”：学公文写作*学公文写作【学习小组按】公文写作，是小组许多组员每天都在面对、也有许多人感到头疼和空洞的问题。而在习近平看来，文风是与作风紧密相连的，文风不好，作风也不好。为此，他还经常引用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一语，来说明公文写作要“求短、求实、求新”的追求方向。“四风”中的“形式主义”，也包含不良文风在内。事实上，我党从来就不缺乏文章大家。其中之首推，非毛泽东莫属，其天纵之文才，亦让无数时人与后人折服。今天，就推送一篇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的文章《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作者本人也是政论文章大家，他称好文章是“人、情、事、理、典”的有机结合。在此文中，毛泽东之写公文，不仅有操作层面的“器”，更有站位、思考方式、行文风格、立党作风的“道”。特此推荐给各位组员，尤其是日常频繁接触公文写作的组员乃至组员中的领导干部，希望能对各位的实际工作有所裨益。毛泽东如何写公文——作者：梁衡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而且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来严格推行。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