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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

第一篇：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苏格拉底的审判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审判中苏格拉底申辩的记录，有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个主要版本。由于该事件的重大意义，申辩词是有着细读价值的。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并不以寻求获得陪审团支持，达到无罪开释为目标，而更像是苏格拉底日常对话的延续，其中充满了马虻式的批评。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批评针对的是雄辩家，认为他们娓娓动听的演说都是虚伪的。《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地区分了雄辩家和哲学家。双方都以自己的生活为善，对方的生活为恶。前者拥有演讲和使人愉悦的技巧，但心灵是不完善的；后者以向上探求为善，却不注意世间事物，通常是糟糕的演讲者。苏格拉底。并不是无视俗世的，但从认同上说，显然倾向于哲学家这一极端，而哲学家常具有的糟糕的演讲能力，似乎也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中得到了证明。但从苏格拉底的批评上看，他并不以没有获得无罪开释为失败，相反，他认为，重要的是真实和正义，而不是雄辩的技巧，这两者甚至是不相容的。针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攻击是：“苏格拉底经常为恶，好奇地探究天上地下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还把这些传授给他人。”苏格拉底对此加以否认之后，便开始讲述德尔斐神庙神谕的事，并得出结论说，自己如果真如神谕所说，是最有智慧者，这种智慧也只是知晓自己无知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拥有。这既是对苏格拉底凭智慧教唆他人指责的反驳，也以声称只有神有智慧的方式表示了虔敬的态度。另一批原告给苏格拉底的罪名是：苏格拉底为恶，腐蚀青年，不信城邦的神，另立新神。苏格拉底以迈雷托士的话自相矛盾作为反驳。他提醒迈雷托士，所谓不信神的控告只对阿那克萨哥拉适用，而且说一个相信有鬼神踪迹的人不信神，是荒谬的。结束有针对性的反驳之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回顾生平的宣讲。这部分包含了对死亡和虔敬的看法。在他看来，死亡胜于屈辱的偷生，且死后世界未必就不如现世，甚至还要更好。这样的观点在《斐多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提出死亡可以使哲学家的灵魂摆脱肉体的纠缠，独自思考，而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达到智慧的状态。[1]另外，哲学家的自我约束和勇敢，并不是为了世俗的缘故。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和别人的不同，它靠哲学解放了自己，获得了自由，就不肯让自己承受欢乐和痛苦的束缚。[2]这有助于解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游叙弗伦篇》的内容是“论虔敬”，该篇并没有给出虔敬的最终定义，但提出了虔敬与神意，虔敬与正义的问题。在对虔敬与德性关系的解读上，Calef认为，虔敬全部地、而非部分地构成了德性。虔敬并不在功能或本性上对神有所助益，但是虔敬的行为依据神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促进。神的意愿在于维护家庭和国家事务的和谐，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仆人，用哲学探讨促使公民关注美德与真理，这正是实践虔敬的行为。[3]因而，对神的虔敬同对人的正义是同一的。雅典人投票之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自己信神的程度远非控告者所能及。如果采用Calef的理解，那么苏格拉底控告者的不虔敬，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财富胜于德性，有碍于家庭与城邦的存续，不正义与不虔敬是并存的。反过来说，义务和虔敬是共生的。[4]《克里同篇》对义务伦理进行了探讨。“法律”或“约定”这样的字眼在篇中频频出现。列奥•斯特劳斯对此的解释是，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和民主制同理想国相比，是低劣的，“只有对于较低劣的共同体的忠诚才能来自于契约，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对于任何人都会守信，而不管他对之作出承诺的人是否值得如此。”[5]篇末苏格拉底说，他的死是因为人的不正义，而不是法律的不正义。如果他逃走，以不正义回应不正义，就是在伤害自己、朋友、国家和法律，这些都是最不应该伤害的。本篇的最后一句“神是我们的指引”，也能够反映，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法律，并不是人定法，而具有更多自然法的色彩。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虽然对城邦采用的制度有种种批评，但并不是不虔敬的。色诺芬《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列奥•斯特劳斯提出，“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这一标题，暗含着苏格拉底还有其他的申辩，也就是文中苏格拉底对海尔莫盖尼斯说的：“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6]《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词中漂亮的遣词造句，也令申辩词有着相当的力量，而不像是所谓哲学家糟糕的演说。但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要自傲和不客气得多。“说大话”（megalegoria）的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强调，甚至也不排除夸张。色诺芬的版本同柏拉图的显著不同之一，是强调了苏格拉底认为，死比生更加可取。苏格拉底在有罪判决之前就已经决心要死，因为继续活下去，就不免老态龙钟，如果在审判后死去，便可以获得在最恰当年龄的最容易的死法。而且，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