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不公,还得靠执政党[★].docx

解决社会不公,还得靠执政党[★]

第一篇：解决社会不公,还得靠执政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几乎同步，在改革中逐渐成长和壮大的市场竞争机制用同样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发展和制造着社会分化。一个社会只要有两极分化，就会有仇富情绪，二者的关系成正比。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所有国家在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时，都不是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而是靠运用社会主义的调节手段。一般说来，基尼系数较小、社会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通常都是在很大程度上运用社会主义政策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社会主义究其起源，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而资本主义就是最彻底的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社会主义本质是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分配。所以，作为一种主义、一种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是要防止市场过度扩张，是要用各种政策来平衡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边界、没有任何弊端，它似乎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应不会引起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这个概念的误导造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缺乏社会主义的制约与平衡，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中国社会目前要想避免跌入两极分化的陷阱，一定要明确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二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国家，但却不可以融合为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必须要受到社会主义政策的限制和平衡，这是任何国家解决贫富悬殊的基本方法。环顾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实行社会政策都不是与每一个社会群体保持同等距离。中国执政党必须要更多地站在劳工大众的立场上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社会，劳工大众处于弱势是必然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运用社会主义政策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样做并不是说要忽略社会精英的利益，因为社会精英在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无需政府再来锦上添花。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平民主义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由于1949年的平民建国，由于劳工人数占据13亿人的大多数，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注意力和政策向劳工大众倾斜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急剧转型过程中，社会两极分化是一个危险的陷阱，社会上仇富情绪的出现就是对这个陷阱的警示。要避免这个陷阱，必须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跟上社会现实的发展，有侧重地维护劳工大众的权益，防止社会利益向精英群体集中。唯有如此，才能消除社会上的仇富情绪。▲（作者是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第二篇：解决就业问题还得靠国家中小企业论坛解决就业难还得靠中小企业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99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增农民工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各900多万人，就业压力空前，社会称之“最难就业年”。但同时部分中小企业依然招工难，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怪象被解析为“结构性就业难”。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敞开中小企业就业大门。目前大型企业更多依赖技术、资本类生产要素，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规模，发展趋于稳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数量较少，承载就业的边际效应下降。据《2012年统计年鉴》，2007年-2012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仅有1.1%，而私营企业、个体从业人数分别年均增长10.8%和12.1%。中小企业成为解决新增就业的主力军。1000多万中小企业及4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还以创业促就业，培育了一批中产阶层，成为促进家庭、家族民生改善的重要力量。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保民生”的基础。一、中小企业为啥“招不来，用不起，留不住”？（一）待遇低是最主要原因一是工资收入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0.6%，是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条件的物质基础。但中小企业工资收入普遍低于大型企业。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201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46769元，28752元，非私营单位是私营单位的1.63倍，而国有企业人均创造收入是私营企业的1.41倍。收入差距明显大于人均产出差距，“同工不同酬”降低大学生等群体就业意愿。目前我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1500元，若按《劳动法》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每小时工资才7元多；而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的地区月不到900元，每小时工资才4元。从外出农民工收入看，扣除生活成本，外出农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结余1557元。二是社会保障等待遇差。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在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