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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公司纠纷案例

第一篇：解散公司纠纷案例[案例要旨]本案是我院受理的首例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案件，同时也是股东恶意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新类型案件。尽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首次正式明确了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请求权规范基础，规定了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由于上述规定总体比较原则，且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尚未积累足够经验，兼之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通常各具隐情，涉讼当事人在审理中容易避重就轻、语焉不详，导致此类案件审理比较困难。本案合议庭紧紧立足现行法律，在查明请求权规范基础包含的要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审慎探寻立法意旨、仔细甄别诉讼动机，在积极主持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判决认定涉案原告恶意申请解散公司，且公司法定解散条件尚未兼备，故对其解散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案情简介]原告：唐春晓被告：周惠忠第三人：上海福康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康公司”）2004年2月18日，福康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币种同），股东为唐春晓和周惠忠，各持股40%和60%，唐春晓担任监事，周惠忠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同年4月18日，福康公司和浙江省长兴县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合作开发建设该县泗安镇富康园步行街商住楼（以下简称“富康园项目”），其中，东兴公司以相关土地使用权作价293万元投入开发，福康公司负责投入开发建设资金。截至2005年4月20日，福康公司在该项目上至少已投入建设资金300万元。现该工程前楼主体封顶，后楼主体完成大半，因资金不足暂处停工状态。2004年10月31日，福康公司和东兴公司签订协议，拟收购东兴公司。但时任福康公司全权代表的唐春晓偕同案外人赵国刚于同年11月26日私下与时任东兴公司股东的案外人刘树强、莫东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东兴公司全部股权，唐春晓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为此，周惠忠和唐春晓产生矛盾。截至诉讼前，双方多次召开股东会，欲解决富康园项目后续建设事宜，但均因唐春晓阻挠而未通过决议。唐春晓诉称：1、其和周惠忠之间矛盾激烈，股东会已无法通过议案；2、福康公司目前已陷入僵局，富康园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3、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其投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上述僵局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故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请求本院判令解散福康公司。周惠忠辩称：1、唐春晓申请解散具有恶意。其目的在于排斥福康公司，而由其控制的东兴公司在福康公司开发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该项目，从而独享项目利润。2、唐春晓对福康公司经营困难存在主要责任。公司困难主要源于缺乏资金，而唐春晓多次阻挠股东会通过决议，妨碍周惠忠解决资金困难。3、福康公司未达到法定解散标准。福康园项目建设暂停是由于福康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但这客观上存在多种解决途径。4、解散将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福康公司已在富康园项目投入大量建设资金，一旦解散，公司资产将贬值变卖，投资利润将被唐春晓控制的东兴公司独占。故请求驳回对方诉请。福康公司述称意见与周惠忠辩称意见相同。[审判结论]一审判决：对原告唐春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评析意见]一、法院判令解散公司应秉持依法审慎原则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多重民商事法律关系交织而成的市场主体，公司解散意味着其市场主体资格的消灭以及所涉全部法律关系的结束，而这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同时，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以及其后的清算程序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公司资产通常以破产清算价格处置，往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贬值，最终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故从上述角度而言，解散公司是不利益的行为。因此，法院在审理解散公司之诉时，应秉持谨慎态度，不轻易判令解散公司。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只有在公司达到“困难严重”、“损失重大”和“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程度并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情形下，持表决权股10％以上的股东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故对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持谨慎态度也是立法本意。本案中，虽然富康公司因其股东唐春晓和周惠忠之间存在矛盾产生僵局，导致股东会在一年多来无法通过有效议案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严重困难。但由于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福康公司继续存续会给股东带来重大的利益损失，亦未能证明上述困难已达到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境地，故我们认为，法院判令解散富康公司的前提条件尚未兼备，唐春晓的解散诉请难以支持。二、法院在审理中应注意审查股东行使解散请求权的正当性虽然解散公司之诉多系股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依法提起的，但实践中确实也不乏个别股东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