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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1

第一篇：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1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析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上下接连发生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首先是山西临汾襄汾县发生的重大溃坝事故，不久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导致婴儿结石事件，紧接着是造成43人死亡的深圳“9·20”特大火灾，以及登封市“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相继发生。由此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高到部级，低到县处级，或被免职或引咎辞职，问责涉及的范围之广、官位之高都前所未有。在这场风暴中，人们看到了党中央将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和严惩失职官员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以此为契机，使问责制度在我国能够实现法制化、透明化和普及化，并贯穿到日常各级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当中去，以进一步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1、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在我国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当时全国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的官员达上千名，成为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规模、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的一次举措。此后，2003年下半年，我国长沙、重庆、天津、海南、浙江、深圳、河北、北京、福建、广西和甘肃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行政问责的规章制度。在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加快推行问责的制度化，在2004年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都对行政问责制作了相关规定。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提供了法制保障。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8年3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2、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经验的欠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问责制的状况进行一次总结与反思，通过解决问题、弥补不足，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努力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1）行政问责文化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人治文化”、“集权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官员的官僚作风严重，责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日常工作中，下级机关往往只重视对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负责和汇报，而忽视了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２）行政问责方式单一、效能不高。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行政问责事件，多数都是以重大事故发生为起因，在追究责任主体的责任的基础上，以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被去官免职而告终。但免了官员，并不一定就免得了事故。虽然在短期内，这种免职的问责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安抚民心和震慑渎职官员的作用，但是官员被免职后，事故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并亟需解决，如果接班人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又处理不当，只能大大降低行政问责的效能。问责制度不应该只是对渎职官员的惩罚，而更要求政府对人民有所“交代”；问责制度更不应该成为渎职官员逃避责任的途径，而应该自始自终就贯彻到各级部门的日常行政管理当中去，以防患于未然。追究责任仅仅是问责的一个方面，官员去职也不是问责的唯一方式，正因为这样，才能把民主法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３）行政问责的法律规定不够统一明确，操作性不强。目前，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随意性大，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各地行政问责所适用的规范繁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依据和尺度等方不统一，导致问责操作上困难重重，增加了问责的随意性。２００６年１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和第八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辞退等条款，实际上即导入了官员问责的思想，可看作是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一个标志。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这部法律对我国行政问责的规定仍不够明确。例如，对问责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