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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任危机

第一篇：论信任危机论当今时代信任危机内容提要：在大力倡导助人为乐、弘扬传统美德的今天，过去的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与之显得格格不入，似乎与国人传统秉性不符。然而就是这些事件，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和讨论，公众把这些事件归结于道德滑坡。事件的症结到底在哪？每当类似事件或现象见诸媒体报端之际，不仅需要我们关注和同情，更需要我们追问和反思。关键词：信任危机中国社会政府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1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二、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GDP大约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