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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第一篇：评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评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终于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从过去的双位数增长下降至现在的7.5%，这是一种重大的转折。在这样的转折时刻，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建设，要怎样运作和定位，都要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获得明确的指引。6年规划周期值得注意规划周期从2014年到2020年，6年的规划时段非常特别，比国家总体规划时段要短。这意味着国家新型城镇规划过去所讨论、争论的一些问题可能并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或者说，政策的决策者还没有自信，认为规划可以执行更长时间，作为一个有法律地位的、在长时期内有效的、方向明晰的国家战略去执行和落实。这种自信的缺乏，表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某种临时性质。一项政策的决定者如果对政策本身缺乏自信的话，就会严重影响执行力度。这是需要评估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在细细研究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之后发现，规划本身在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缺陷，方向、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的矛盾。这个规划的真正落地和执行，很可能是部分到位，部分不到位；部分得到突出，部分甚至就无声无息了。整体看，甚至有到不了五、六年时间的危险。它确实不是一个令人长期期待、具有显著系统性思想的规划，短期特征表现明显。“智慧城市”意味着花大钱“智慧城市”这个时髦观点被正式引入到规划中。问题是，在这些期待和想象的背后，有一个易被忽视的问题――大投资。概念被拔高的程度越大，意味着规划实现的投资量也越大。当“智慧城市”作为规划的一个重点时，这份规划将会是一份非常昂贵的规划，且不一定会产生很高的效益回报。这是需要评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一份昂贵的规划”？“智慧城市”也好，“大数据”也罢，与城市的关系并不明确，对城市未来的面貌、命运、形态没有清晰可见的轮廓。在不清晰的轮廓和发展结果面前，却要求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本，显然存在科技冒险的可能性。实际上，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可以有很大出入，而规划中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从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概念去理解城市建设和城市投资，同仅从城市的息化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实的低水平去看所谓“智慧城市”，会得出不同结论。在规划中“智慧城市”概念是跨界的。一方面涉及到很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信息化工程，另外一方面又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比如说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从而清晰地为城市信息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定位，此事不仅攸关国家规划的落实，也攸关地方政府采取对应的建设性措施，确保这些概念落地。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表述存在问题规划中提到“我国城镇化率处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在这个阶段沿用粗放的方式搞城镇化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规划中预估的高速发展区间，是需要评估的第三个问题。在城市研究领域当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并非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环境恶化、产业升级缓慢、社会矛盾增多，战略规划中应该是“50%城市化率的风险警戒线”。此外，城镇化率正处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这个提法也存在可讨论余地。这个范围太大，30%-50%城市化率是快速发展区间，而50%-70%城市化率就已经处于一种调节状态下的发展区间。真正的城市化到了60%以后不可能继续用很高的速度推进，用政策来“变戏法”也许是可能的。这显然会对未来的投资和地方政府规划产生重大的影响。过于乐观的表述所牵扯的资本规模一定是相当惊人的，地方政府应理性看待这个区间。实现1亿人转移落户是一个巨大挑战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展目标方面，城镇化率被分解为两个具体指标：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二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照规划，到2020年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不过，这两个指标都不低。60%的城镇化率距离现在只有52%的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还有8%的空间。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甚至还有可能更高，这意味着将有一亿多的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这样的刚性表述对城镇的运营管理必将是一个重大挑战，能否在六年左右的时间去实现大有疑问。发户口本容易，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城里人难！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大量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大量资本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能力和价格水平的上涨。只有在工作落地、政策落地、资本落地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实现。对于城市新移民，放开范围是有所约束，大部分消化在建制镇和小城市当中，对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则有所限制。规划建议对社会保险年限进行限制和调控，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五年。特大城市还可以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的落户通道来调控移民人口输入节奏。这些规划从方式方法来看比较理性，只是提供城镇社会保险的限制时间可能短了一些，一般7-10年较为常见，5年的调控限制略显紧张，挡不住移民的涌入。对城市群这个“重中之重”还需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