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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特点

第一篇：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特点语文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及各个时期的流派及风格特点诗先秦诗歌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原始歌谣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这可能是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这是诗、乐、舞的结合。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诗经》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标志是公元前6世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先秦称为“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汇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内容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土风、民歌，包括了“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的篇章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重章叠句。《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楚辞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极具楚文化特色的新诗体——楚辞。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开创的这种诗体，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诗人，创作了《离骚》（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天问》、《九歌》、《九章》等不朽篇章。楚辞句式长短参差，富变化，多用“兮”字。楚辞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追求诗情的内在美和语言外在美的统一。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西汉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体诗歌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汉魏诗歌汉乐府民歌乐府原是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生活气息，句式以五言和杂言为主。《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代表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古代现存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被誉为“长诗之圣”，与北朝乐府民歌并称“乐府双壁”。文人五言诗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得名)。这是一组由非一时一人创作的抒情五言短诗，言短情长，情调感伤，质朴精炼，委婉含蓄，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一字千金”（钟嵘《诗品》）。建安诗歌建安年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文人诗歌却呈现出“五言腾跃”的大发展局面。“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刘勰《文心雕龙》）。建安诗歌以曹植的成就最高，钟嵘《诗品》赞其诗歌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诗歌代表作有《白马篇》等。正始诗歌“正始”是三国时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不过习惯上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公元240—265）的文学风貌。当时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懿父子为了篡夺政权，对曹魏宗室和进步人士实行残酷屠杀，造成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强权政治的高压下，不少文人罹祸遇难，影响了作家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成就最高。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