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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饮冰室诗话》有感

第一篇：读《饮冰室诗话》有感读《饮冰室诗话》有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社会著名的思想家，他对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著作《饮冰室诗话》便是重要体现。梁启超在书中记录了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蒋观云等诗界革命主将的名篇名句，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评价，在他们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见解。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论诗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中国传统的诗论即提倡人们通过写诗塑造文化性格，陶冶情操，梁启超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技术，但在诗论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方面，他还是与传统主流是保持一致的，并未用西方理论来讨论中国诗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他也并没有把诗歌和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在他看来，诗歌能够改造“国民之品质”，从而深远地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因而，梁启超主张人们通过写诗展现人的精神品格，也正因为如此，诗的题材是宽泛的，风格也是可以多变的。所谓“诗界革命”，梁启超认为“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形式，指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传统的诗的风格。因为梁启超早已看出来，这种风格是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是无法让人一下子就接受并改变的，所以他寻求这样一种回归传统，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再慢慢改变，创造新形式的方法。梁启超还主张“诗史”之说。他认为，诗的内容多多少少可以反映一段历史。当代人通过读以往的诗，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痕迹，让人以史为鉴，而当代人也可以通过写诗记录历史。诗，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情感变化，另一方面，读者细细品味，咀嚼，可以从诗中捕捉到社会的变化，这其实是梁启超真正的目的，记录社会现实。在我看来，梁启超一位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的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意识到，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的思想，于是他从塑造人的精神品格突破，而写诗，可以帮助塑造国民的精神品格，改变“愚民”，同时还可以记录屈辱的历史，让后代人以史为鉴，于是这本书就应运而生了。这本书是与那个年代的时代潮流相符的，是梁启超把握时代脉搏、反思现实苦难、紧贴历史潮流的文化探索的结果，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梁启超是改良派代表人物，这本书论诗，免不了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价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第二篇：读《石林诗话》有感读《石林诗话》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内涵，文学理论也有着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特点，中国文论在自身内涵与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是宋代文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是传统中国文论诗话体著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以其独特性在宋代诗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重要地位。一、“杂谈+纯文学评论”的自由评点结构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与许多冠名诗话类的著作不同，它既有文坛趣事、文人掌故、诗人杂谈，但更有相对鲜明的诗歌评论的文学价值指向与美学追求，避免流于一般性的杂谈类书目。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将其视为一本多维立体的文论著作，既有社会杂谈、文人掌故趣事，又有精准专业的纯文学批评。全书表面结构与以往文论没有什么不同，但三卷内容中，专论诗词的章节要相对增加，体现了作者较为鲜明的美学追求。在杂谈部分，全书许多部分读之令人觉得人物事件都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可以从中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子。如此看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相对脱离诗文评论的文坛逸事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是笔记体作品的精品。如卷上有一则记述苏轼因一首《桧诗》遭人在神宗面前曲解攻击的事：……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短短数行，便把几个人物刻画地跃然纸上。同是，也让人真切深入地认识到北宋党争之严重与士人仕途之凶险。几句对话，就把神宗、王珪等人的形象表现得形象生动。在诗文评论上，叶梦得也写得饶有趣味，令人信服。如写作者对黄鲁直诗句“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的理解，刚开始不懂后句的“风雨浪翻江”，某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鼞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卷上）作者对诗句仔细推敲，以及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终于体悟到黄诗此句的妙。叶氏并未直接写黄诗句之新奇，以及应该如何欣赏诗文，而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有趣经历，巧妙而又生动。二、叶氏真的是“专主半山而抑苏黄”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编论诗，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