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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

第一篇：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2010-2-7一、开篇：中国的纪录片之旅“亨·阿杰尔在他的《电影美学概述》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电影，像强努斯(古罗马神，能知过去和未来，因此有两个面孔)两面神那样，把现实和非现实表现在无区别的统一体里。‟”一切的电视影像都是从早期的电影开始的，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先的新闻纪录片。尤其在中国，新闻开始用电视普及的时候，新中国全国大建设，各方争相报道先进的生产事迹。新闻影像乃至以后的纪录片创作开始成熟起来。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即观察式纪录片。但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之路却是艰辛而曲折的。中国纪录片在发展初期受苏联影响较大。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有过重要影响获过大奖的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烙印。例如《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文革文化高压下，这种模式更是大行其道，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初设想，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纪录片的创作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其“工具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纪录片开始尝试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开始反映新风气，运用新技法，虽然仍旧是格里尔逊式，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和《伏尔加日记》等。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观念技巧上面下功夫了，此时的中国纪录片，已经开始跟西方的纪录片拉近距离，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与当时流行的“假大空”不同，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毛泽东》、《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神鹿啊神鹿》等等。而后来的《望长城》成为了一个里程碑：颇有纪实味道长镜头、真实的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主持人(取代了单纯的朗诵者、宣示者)。这种模式继《生活空间》和《纪录片编辑室》节目成功运用之后成为范本。国内与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促使中国纪录片日渐成熟。中国最初的纪录片合作对象是日本，例如《丝绸之路》，给电视界带来了开放的意识。1982年拍摄的《话说长江》、1984年的《话说运河》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直到1991年的《沙与海》和孙曾田导演的《最后的山神》，先后国内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的片子。后来又有了像《望长城》这样的佳作，而1993年《生活空间》的推出，将中国纪录片放到了电视的最前沿。正是使传播的内容直接诉诸观感，使传播者全身心、以人的整体进行介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使得观众有很大的思考和参与空间。纪录片以异常的速度在发展，但是一些靠纪录片生活的人经济却日益拮据起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观众欣赏，没有消费者来买单。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例如《纪录片编辑室》，当年何其风光，曾经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外国的一些诸如肥皂剧、大片之类的东西开始侵占我们的国内市场，而我们却还在守着当初的荣誉不肯放手，固守老一套。要知道现在是受众主导市场，在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也不是中国人民不欢喜关注现实了，他们仍然每天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让制作者锁进柜子。究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纪录片没有以前好看了，又或者是，这些纪录片不再能迎合观众的口味了。宣传式的电视纪录片，妄想再次强行闯入市场已经是不可能事情了。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商业电视台数量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人举起镜头，制作自己的纪录片。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拍摄的纪录片《幼儿园》，在2005年6月的上海第10届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意奖”，又于同年12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大奖。《幼儿园》的获奖至少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的人文纪录片还是可以与世界水平一比高下，特别是在艺术内涵方面，但如果要谈到纪录片的市场运作，以及制作的多样化方面，我国的纪录片整体上就明显存在很多的不足，可以概括为多样化的缺乏、市场化的滞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