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关口前移 有效运用“四种形态”.docx

辽宁关口前移有效运用“四种形态”

第一篇：辽宁关口前移有效运用“四种形态”辽宁关口前移有效运用“四种形态”辽宁省积极践行“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压实“两个责任”践行“四种形态”实践好“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必须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省委带头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实践“四种形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在专题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既是对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主体责任的要求，既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更是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省委和省纪委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通过经常的“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实现了落实“两个责任”的常态化。各地区、各部门主要领导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由省委书记亲自约谈。在民主生活会上，凡是谈话函询了结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做出情况说明，有问题的还要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立规矩，建制度。省纪委研究制定了《关于诫勉谈话的具体办理办法（试行）》《关于反映省管干部问题线索谈话函询工作办法》，提高谈话函询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谈话函询比例逐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有效运用‘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落实‘四种形态’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决不能用处理‘少数’问题干部来代替对‘多数’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运用多种方式落实监督责任，确保纪律的刚性约束。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在全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中，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就是主责主业已逐步成为共识。2017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4446人次，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2627人次，诫勉谈话591人次。以上率下，形成合力。在大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监督执纪的重要手段，运用“第一种形态”开展监督执纪呈增长态势。2015年全市谈话函询5人次，2016年谈话函询211人次，今年以来已达到281人次。在营口，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半月谈”制度已成为党内监督工作的有益方式，实行以来对全市418名党员干部进行了廉政谈话。在鞍山，改变以往实施“第一种形态”由纪检机关唱“独角戏”的做法，明确“第一种形态”的实施主体是上级党组织，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相关领导班子成员具体实施。今年以来，由鞍山市委常委作为主谈人实施谈话38人次，由县区委常委作为主谈人谈话133人次。动辄则咎防止小过变大错祸患常积于忽微。无数案例表明，党员干部“破法”无不始于“破纪”。“纵观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大都丧失了纪律意识，纪律‘底线’一再突破，法律‘红线’必然失守。这启示我们，要准确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正达到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沈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冬石说。按照中央要求，辽宁省各级党组织综合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针对不同问题，问诊把脉、查找病灶、对症下药。通过谈话函询、红脸出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拉起防止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守住防止犯大错误的“第二道防线”；通过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层层布防，避免干部滑入违法犯罪深渊。“第一种形态”的“处方”：“消除病灶”。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0796人次，占51%。“第二种形态”的“处方”：“打针吃药”。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8499人次，占40%。“第三种形态”的“处方”：“施以猛药”。今年1至8月，全省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951人次，占4%。“第四种形态”的“处方”：“手术动刀”。近年来，省纪委对铁岭市委原书记吴野松、葫芦岛市原市长戴炜、铁岭市原市长姜周、省文化厅原厅长周连科、沈阳市委原常委杨亚洲、大连市委原常委曹爱华、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军、沈阳市原副市长祁鸣、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主任李会永、抚顺矿务集团原董事长尹亮、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魏跃晖、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吴景涛等人进行立案审查，惩腐利剑高悬，不敢腐的震慑作用不断强化。精准发力，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使一个个地区和单位的“腐败毒瘤”被切除，涉案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有效防止腐败污染源扩大，更好地护住森林。今年1至8月，全省各级党组织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1363人次，其中第一、二种形态占处理总人数的9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7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所取得的实效。持续发力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就在“四种形态”提出后的两年里，省纪委发出了14名省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