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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与启蒙——论真理的语言形式

第一篇：隐秘与启蒙——论真理的语言形式本文所论述的隐秘与启蒙问题，简而言之是真理能否向所有人公开，以及在说出真理时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隐秘与启蒙分别指称真理的暗示方式和明示方式。这一问题对真理本身而言并非一个与其内容无关的外部问题，也非仅仅与言说真理者的个体心性相关的风格问题，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真理本身的某种特质和要求。另一方面，真理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真理使人自由，但真理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倘若言说真理的时机不当或形式不对，就可能酿成无法估量的灾祸。因此，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有可能使人在这一时代获得对于真理负面效应的免疫力，并促使思想者采取切合时代状况的真理言说样式。本文的讨论由此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真理迄今为止的各种文本形式进行修辞分析；其次是论证真理由于其危险性不宜向所有人公开；最后，我将展望在启蒙现代性中回到隐秘传统的可能性和限度。真理形式的谱系本文所称真理，专指对作为社会基础的制度规则和人性倾向的分析、质疑或辩护所形成的命题，一般来说即是针对现存秩序的价值评判体系及其衍生规制的深层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性提出的建构性的要求。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姑且假定它做到了这一点）和无涉价值的自然科学（我不否认它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命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真理范围。这样，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中包含伦理和政治关怀的命题便成为本文所要考量的对象。毫无疑问，如此界定的真理概念甚至不能与错误区别开来，这样本文所谓的真理毋宁说是“真理理解”，但本文的重心并不在真理的可错性。实质上，真理对于人世的影响更多地不是由于它的可错性，而是由于它被人言说出来的方式，一种平和的错误思想比一种激烈的正确思想给人世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这样界定的真理可按其来源近似地划分为希腊式真理和希伯莱式真理，前者在本文中指称哲学和政治思想，亦即整个苏格拉底传统；后者指称从最高者出发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亦即从《圣经》衍生的犹太-基督教思想传统。这两种真理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是只关心抽象法则的死的真理而后者是关怀人的希望和拯救的活的真理，而在于两种不同的对个体生命意义及社会秩序正当性来源的理解的紧张；希腊真理是在哲学家的可朽肉身上建立起来的不朽城邦，而希伯莱真理是自然性身体空出位置后承纳的属灵的身体。对二者的比较将在另外的文章里进行，本文主要关心真理与政治社会或现实城邦之间的关联，因此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希腊式真理之上。下面分别对这种种真理的语言样态作一初步分析。第一个将暗示风格发挥到极致的是赫拉克利特，他的残篇向来被视为高深莫测的秘密思想的典范。在他那里，对逻各斯和灵魂的言说以众多隐喻作出，这些隐喻有火、水、虱子、儿童等等。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说，由于自然或逻各斯本身就是在显现中隐藏自身的东西，逻各斯言说自身，人应合其言说方有所说，这样赫氏文本的形式似乎是其思想回到语言本身后的非此不可的内在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因为其残篇中有一条“德尔菲那位发神谕的大神即不说话，也不沉默，而只是（用符号）暗示”，这里的大神显然指称自然本身的一个维度（如同海氏所谓天、地、人、神），而“符号”指称那种签文式的隐喻。赫拉克利特住在神庙中，显得是在诸神隐遁后仍然期待和守望神灵，他那充满暗示和激发性的言说处处切合着自然本身和语言本身的特质，隐喻构成了语言、思想、自然这三者之间的切近，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即是这隐喻本身。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风格也与赫氏本人蔑视庸众的个体心性相关，他要使自身变得艰涩以与日常言说的肤浅风格区别开来，从而形成某种言说方式的等级制，在这种等级制中，只有优秀的人才会使用隐喻，而粗糙的灵魂对此是无法领会也无法效仿的。他的简练和晦涩，正如尼采引用让-保尔的话所言，乃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大体而言，如果一切伟大的事物——对于少数人心智有许多意义的事物——仅仅被简练地并（因而）晦涩地表达出来，使得空虚的头脑宁肯把它解释为胡言乱语，而不是翻译为他们自己浅薄思想，那么这就对了。因为，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俗见之外，便一无所见。”（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是诸神远遁后受人冷落的神庙，那么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时代万人云集的广场。赫拉克利特是虱子，我们看见并捉住的，我们把它放了，我们看不见也未捉住的，我们把它带着；而苏格拉底是牛虻，让人意识到自身的无知。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详尽分析了苏格拉底思想与希腊城邦几何学结构之间的同构和生成关系。苏格拉底言说方式的特质，在于他的全部思想都在广场的对话空间中依靠声音而形成和显现。他不使用那种布道式的宣讲或独白语式，他知道那仅仅是真理从外部对他人的入侵，他期望在对话中让人自己意识到自己与真理的距离并重新接近。他甚至不用文字把这些对话记录下来，可能是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