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docx

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三代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刑并用。到了战国，法治兴起，刑罚转变为法制，产生了细密严酷的秦律。汉代以后，王霸并用，礼法融合，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华法系”。其中汉《九章律》、《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最有代表性。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创立科举制，一直发展为明清的八股取士。这一制度体系，不但保证了封建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且开创了官民之间的上下通道，对于保证古代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意义。一宗法血缘关系与国家制度(三代至春秋)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是在原始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它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都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用分封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用世卿世禄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方式。这种制度体系，以西周最为典型。夏代(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的资料极少，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宗族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0年)的宗法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所谓宗法制，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组建的部族政治体系。商周的国家组织原则是“亲贵合一”，即按照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来确定社会等级，政权和族权合二而一，由贵族行使政治统治权。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按照昭穆制度来确定班辈等级，根据政治地位划分“大示(宗)”与“小示(宗)”。[1]王之下为诸侯，诸侯之下为士大夫，士大夫之下为平民(国人)，部族以外的被统治者则称为野人。为了适应部族统治的需要，商周实行分封制。商周的“国”很小，实际上就是统治者直接治理的城邦，相传商初有三千国，周初有一千八百国。最高统治者“王”的直辖版图也不大，“汤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而王”(孟子语)，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这种“国”实际上就是都，国都之外为野，也称为鄙，是奴隶居住并从事生产劳动的地方。“王”直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则采用分封诸侯的方法行使主权。例如，商王曾分封渭水流域的姬周部族，其部族首领被称为“西伯”。西周时，这种分封制已高度成熟，即所谓的“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周初大分封，史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奠定了西周的国家格局。被分封的诸侯，接受周王的册封和礼器，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义务，并随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事项。如果诸侯发生了争执或冲突，则由周王进行调处。对于不尽义务的诸侯，周王有权处罚乃至征讨。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与后代那种职业官吏有着很大不同。以西周为例，周王由嫡长于继承，其他子弟封为公侯伯子男，建立诸侯国;诸侯也由嫡长于继承，其他子弟封为士大夫，建立家邑;士大夫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均为士，享有禄田;士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则为平民，即国人。对于异姓部族，则按联姻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分封。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这种世卿世禄制，与后代的“选贤任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世卿世禄制”下，也有“选贤任能”的现象，比如商汤重用伊尹，武丁攉拔傅说，文王起用姜尚，周公“吐哺握发”等等。但这种选贤任能多数木能打破世卿世禄制的基本原则，只是较为个别的“破格”现象。三代时期政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则在国人中采用“乡举里选”的方式产生。夏商周的法律制度包括“礼”和“刑”两个方面。三代强调礼治，特别是西周，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用礼制来区分贵贱，明确等级，维护统治秩序。同时，以惩处为中心的刑罚制度也已经形成。但是，这一时期的礼和刑尚未融合为一个体系，而是各自为用。礼主要用于调整贵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刑主要用于控制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按照史籍的记载，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西周的礼制和刑罚资料均较多，礼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刑有墨刑、劓刑、刖刑、宫刑、大辟五刑。五刑的具体条目，有三千种之多。1976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一个刖刑奴隶守门鼎(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西周刑罚的生动写照之一。分封制看起来井然有序，但国王对诸侯、诸侯对士大夫的控制能力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诸侯国强大起来，有的诸侯国衰落下去，出现了“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现象(《左传》语)。春秋时期，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争霸中原。社会的变化冲击着政治法律制度，“礼崩乐坏”，旧有的制度体系开始衰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前475年)，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鲁《春秋》记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