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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历史背景

第一篇：反腐历史背景反腐败的历史抉择乔新生|文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现在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