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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

第一篇：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鲜晓丽（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贵州贵阳550009）摘要：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本文旨在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关键词：沈从文孙犁女性形象意识比较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展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无论是描写“湘西社会”还是摄取“白洋淀乡土”生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写到女性,或直接以女性为主人公,或以女性为背景为烘托,内容大都写的是与女性相关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他们的代表作也正因成功塑造了女性形象而产生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没有女性就没有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对于男性作家中的这种女性化倾向,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素质和性别态度进行分析,无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对于象沈从文、孙犁这样具有独特思维和眼光的作家来说，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研究。一、沈从文与孙犁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现代中国文学，在写人性美方面，除了沈从文先生，就算是孙犁了。沈先生的《边城》里的翠翠，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优美，真正是山涧里的清清的溪水，林间美丽的黄鹂鸟。而孙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特别是写的一些少女，更是活灵活现，洋溢着生活的青春，表现了人的心灵美。在女性人物的刻画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美好人性的向往。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其女性形象性格各异，精彩纷呈：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1]《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竹林就是她的家园。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是命运自主的歌者。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孙犁在构建自己眼中女性美时独具风格。孙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部都是农村的青年妇女和少女，这些被精心塑造和热情歌颂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极其平凡的女性，但在她们的身上却闪烁着不平凡的光彩。在孙犁的笔下，这些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善良、聪明、美丽、多情、勇敢，她们有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有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也有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她们的身份不同，有贫农、中农、富农，有干部、民兵、妇救会员乃至渔民和尼姑。但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女性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风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自然孕育生命，生命又与这里的明山秀水浑然一体。湘西山水使人灵秀，人又使这片山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在湘西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散发着山川碧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三三》中的三三，生长在嘉树成荫的山溪边。“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常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