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docx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第一篇：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肖世杰在中国监狱史上，尽管关于监狱条件之恶劣、罪犯命运之悲惨、狱吏待囚之残苛，史籍多有记载与描述，可谓史不绝书，历史上亦不乏约法省刑、恤囚悯犯之思想与实践，但正式系统地倡导改良监狱者，却少见发生。被沈家本誉为“监狱学巨擘”的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曾经几度考察过欧美狱制，其后得出结论认为，上流社会措意于监狱之状况并表达高度之同情是欧美狱制进步最重要的原因{1}。这个论断虽是其考察欧美监狱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评价中国近代的监狱改良思想之滥觞与兴起，亦未为谬。中国历史上监狱体制之残苛与沉闷局面即是由上流社会官员率先打破的。1901年8月，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联名向清廷上奏了著名的《变法三折》[1]，全折痛陈了当时司法之残苛、监狱之庾毙并提出了改良司法、修理监羁等九项大开风气的主张。紧随其后，1902年底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又向朝廷上书了著名的通设罪犯习艺所的奏折。以这两份奏折为先声，其时适逢清廷变更图张厉行新政。于是，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由是展开，与之相伴而行的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蔓延并逐至兴起。清末的监狱改良肇始之20世纪初期，正是西方社会大力倡导刑罚改革和监狱改良之时，其时欧洲国家久经启蒙运动之浸淫，刑法近现代化早经完成，重刑主义不断受到唾弃，肉刑、死刑渐次得到废除，教育刑论甚嚣尘上，倡导监狱改良之声因是不绝于耳。如果将西方近代监狱改良思想从特征与时间上理解，则基本可将其作如下分界：一是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二是注重感化教育手段的监狱行刑宗旨的转变（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2]。正是从近代西方监狱改良思想的这两个特征的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在清末时期所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即已初具西方近现代监狱改良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3]。一、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与西方国家一样，最先在中国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也是从仁慈与人道角度提出来的。关于仁慈、仁政、人道、怜恤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中不难寻见，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向来讲求这种仁政和人道的思想。不过，历史似乎注定其具有悖论性，对礼仪的强调过度同样可能导致不惜一切代价来对这种礼仪予以卫护，而忘却了其手段本身对礼仪的背戾。因此，中国的政治现实一直便是“百世沿秦”，名儒实法，法家的法、术、势大行其道。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中，盛行的往往是“重典治世”、“杀一儆百”以达致“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效的重刑威吓主义，尽管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居主导地位。不过，亦缘于此，在中国历史上，从仁政与人道角度对司法黑暗、施刑无据、监狱庾毙予以猛烈抨击的也就少而不少了。自19世纪中期中国的海禁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问的主动或被动交流日渐增多，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无论从声光化电还是文物典章方面，均有日益加深之势。受西方人权思想等启蒙观念之强烈刺激，有感于中国监狱状况之惨无人道，蛰伏于国人心中的仁政观念终于得以宣泄与释放，并日渐以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在监狱改良思想方面，前述的开时代之先河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会奏的《变法三折》关于“恤刑狱”之篇章中从头，至尾都洋溢着热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该折后来在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的议覆后，马上即得到清廷的谕允（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旨云：昨据伍廷芳、沈家本奏议覆恤刑狱各条，请饬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惟立法期于尽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实心，力除壅弊，庶几政平讼理，积习可回，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押，凌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狱，务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告诫。著该督抚等严饬各属认真清理，实力遵行乃随时详加考察，偿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行者，即行从严查办，勿稍回护瞻徇。其各勤求民瘼，尽心狱讼，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2}。上述谕旨的发布，虽然还不能说给当时严酷任性、残酷凌虐的司法现实敲响丧钟，但对当时的司法官员来说，却无疑敲响了警钟。从此后的有关司法监狱改良的奏折和主张中，基本均可见到对上述谕旨精神的引申发挥，从人道、怜恤的角度阐述司法监狱改良之必要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清末监狱改良很大程度上迫于收回治外法权的压力而启动，但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有了超越于这种危机意识的自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其实质是为了袒护其本国国民在华的有关利益，而丝毫不是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认为中国法律过于严厉、不利于保护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必要的干涉，其在中国的恶行即充分暴露了它的真实嘴脸。实际上，西人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