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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法学家的天职

第一篇：王泽鉴：法学家的天职王泽鉴：法学家的天职第一次知道江平教授我第一次知道江平教授，是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举办的中国民法通则国际研讨会上。会议组织者邀请了大陆地区的几位学者，包括佟柔教授、谢怀栻教授，当然也邀请了江平教授。当时，由于两岸的消息传递不是很畅通，两岸民法学界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在这次开会之前，我对大陆学界的事情不太知道，我几乎没有读到过大陆学者的著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那次研讨会期间，佟柔、谢怀栻跟我都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我们一起吃早餐，一起散步到会场，交往好几天。通过他们，我对中国大陆法学界的学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也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在这之前，别人跟我讲起过一点，说江平教授是大陆地区有名的法学家，无论是在民法方面的造诣，还是人格风范，大家评价都很高。因此，我很期待能够借助这次研讨会的契机见到江平教授。可是，那时候江平刚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他最终没有能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未能如愿以偿结识江平教授，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王先生啊，我以为你很老！”此次研讨会两三年后，我开始有机会频繁地来大陆参加学术交流，这样就有了多次与江平教授晤面的机会。在这期间，我常听人们说起，江平教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在那个比较动荡的时代，还能够为学生的权益而站出来，很好地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他是不是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他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成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内、对外的表征。这种情况下，我对江平教授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敬佩，我们有了很多次的来往。我和江平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看见我之后讲了一句话，这很是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差不多50岁左右吧。江平教授说，“王先生啊，我以为你很老，是年纪很高的人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写了成十册的书嘛。他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年纪比较高的人，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这句话就让我很受感动，作为学界后辈，我想江平教授的这个善意的玩笑，对我也算是一种鼓励吧。王文杰的答辩我跟江平教授再一次的深刻来往，应该是在王文杰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王文杰来自台湾地区，1994年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师从江平教授。他是江平教授招收的第一个港澳台地区博士研究生。所以1997年6月王文杰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中国政法大学亦希望台湾地区的学者能够参加。最终，我和赖源河教授都应邀来参加这次答辩。王文杰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可谓盛况空前，差不多有好几百人旁听，我想很少有这样子的规模。除了来自台湾地区的我和赖源河教授外，谢怀栻等教授也作为评审委员参加了答辩。答辩结束后，赖源河教授和我也应邀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江平教授除了指导王文杰之外，还指导了其他一些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比如1995级的黄阳寿、赖文平、1996级的吴博文等等。我想这至少体现了江平教授几个方面的精神：第一，说明他很关注台湾地区，亦很关爱台湾地区来的学生；第二，说明他很愿意帮助台湾地区的学生了解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江平教授对两岸学术界交流很有贡献，他不仅致力于在大陆方面促进两岸的学术交流，而且透过他培养的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来促进。因为王文杰的关系，以后我和江平教授来往的机会就更多了，有事没事也会互相致以问候。他常常叫我“泽鉴”、“王教授”以后我就跟江平教授有了很多次的来往，在很多场合都能够见到他。我也常常听大陆的很多学者，在不同场合提起他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和风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叫我“泽鉴”、“王教授”这些不同的称呼。有一次，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泽鉴啊，与其说我是个法学家，还不如说我是个教育家。”这当然是江平教授的自谦了。毫无疑问，江平教授对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都做出了很高的贡献，尤其在民法、商法这些领域。而且我最佩服的一点，是江平教授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宏观思维。不管是民法、商法还是整个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江平教授都有独到而清晰的研判。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江平教授总有超乎一般法学家的宏观视野和前瞻性的看法。一般的法学家，像我这样子，都是专注在某个领域内做研究。而江平教授呢，可能不是很关心细节，但是他总是用宏观的视野向前看，并提出独特的架构和理念。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江平教授对中国法律乃至中国整体的发展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带江平参观司法院大概是1997年，江平教授应邀到台湾地区东吴大学讲课，大概在台湾待了好几个月。那段时间，我和江平教授有多次来往，我曾多次邀请他来我家做客，也曾邀请他欣赏台湾地区的歌剧。那段期间的交往中，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我正在台湾地区司法院担任大法官。台湾地区的司法院尤其是大法官会议，相当于台湾地区的宪法法院，法律效力级别当然是最高的。于是，我欣然邀请他到我们台湾地区的宪法法院里去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