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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

第一篇：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第5卷第4期2003年12月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5No.4Dee.2003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孙建芳(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贵州遵义563002)摘要:狄更斯的童年经历和人生轨迹使他的作品充满着情感和法律的交织与冲突。作为一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主张“行善施爱”，极力宣扬人性中善对恶、美对五的最终胜利，将“爱”高置于法律之上;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认为“恶者必亡”既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法律的不仁不义，又否定“恶”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展示了善恶冲突中的情与法、罪与罚的复杂纠葛。关键词:狄更斯;文学;情感;法律文学与法律渊源深厚:一抒写人情，一维护人权;一释放情感，一追究责任;一注重道德，一伸张正义;一追求真、善、美，一打击假、丑、恶。近代西欧文学更是与法律有着不解之缘，文学一方面以社会的良心呼唤法律的公正无私，抒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情感张扬排斥着法律的铁面无私和冷峻无情。情感与法律相依相存，相伴共生，它们既水火不容又水乳交融，既彼此悖离又相互吸引的特征给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也使文学将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罪与罚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的交织缠绕既表现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善与恶、情与理的深刻冲突，又体现了狄更斯“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和价值标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不朽的主题，是文学内在的核心。黑格尔曾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的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作为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创作对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绘。狄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是他评判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一个根本标准。丹纳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主张用“爱”来陶冶、净化人的思想和心灵、用“爱”来缓和化解矛盾和纷争，用“爱”来感化和教育别人。因此，他的小说充满了一种令人心醉的博爱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色彩，一种恒久不变的乐观态度。他将“爱”置于法律之上，认为“爱”比法律更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间公正。同时狄更斯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邪恶、丑恶、罪恶，使他时时关注“恶”，并对人性中潜藏的兽性、贪欲、伪善、个人主义、极端利己等作了冷静的剖析，在对“恶”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同时，他又常常不得不借助于法律并批判法律。博爱的心灵与头脑，美好的理想不尽人意配搭现实，情感的色彩和法律的因素难解难分，错综交织，共同构成了狄更斯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狄更斯一生共写了14部长篇小说《皮克威克外传》:(1536一1838)、(奥列佛·推斯特)(1837一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一1839)、《老古玩店》(1841)、《巴纳比·拉奇》(1841)、《马T·朱什尔维特》(1543一15科)、《董贝父子》(2926一1945)、《大卫·科波菲尔》(1849一850)、《荒凉山庄》(1852一1853)、《艰难时事》(1854)、《小杜丽》(1855-1857)、《双城记》(1859)、《伟大的期望)(1860一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一1865)。另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狄更斯一贯的人道主义温情。他往往用抽象的善恶观点去认识社会问题，把罪责归咎于个别坏人和某些法律条文，以道德感化和惩恶劝善来解决社会矛盾。他始终坚信“爱总能战胜恨”，所以特别醉心于描写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儿童，他们往往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无所有，孤苦无助，受尽欺压和凌辱—如《奥列佛·推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伟大的期望》中的匹普等等。他们饱受磨难，屈辱，但都洁身自好，积善行德，正直，忠诚，仁爱，最终大都苦尽甘来，幸福美满。狄更斯以最温柔的怜悯、最感伤的情调描写了天使般善良纯洁的小耐儿之死，以至于被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感情，常常为人所垢病，王尔德就有句名言“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读了小耐儿的死而不哭”。其实，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为小耐儿哭泣，好比是为童工制和美国蓄奴制赎罪。”狄更斯始终怀有“期诈永远不会兴旺”、“德行终于要胜利”的坚定信念，认为只要人间有慈爱、宽恕、正义和同情，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首先良知和善恶相报使他的小说爱憎分明，特别是充满喜剧色彩的“大团圆”结局，更如童话般温馨、浪漫、迷人而富于感情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小说家杰斯特顿才说:“与其说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