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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报告人：葛仲彰)

第一篇：简评《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报告人：葛仲彰)简评《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二战之后，原先属于国内主权和内政的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的范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种旨在保护人权的国际性和区域性机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联合国体系内，建立了以《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核心的人权保护机制；在区域范围内，则形成了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美洲人权保护机制以及非洲人权保护机制。其中，以欧洲人权保护机制最为发达与完善。在这里，有一个最为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各国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来保护人权呢？换言之，人权保护机制的起源是什么呢？在《人权机制的起源：战后欧洲的民主授权》一文中，作者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以回答上面的问题。从逻辑线索上讲，该文由理论框架、理论验证和理论发展三个部分构成。在理论框架部分，首先，作者界定了什么是人权保护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特点。其次，作者提出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为什么各国会同意建立相互有约束力的人权保护机制以保护人权？即人权机制的起源是什么？另外，作者通过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对于该问题的主张，做出了自己对该命题的共和自由主义理论假设，即国家通过做出国际承诺提高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威胁。最后，作者分析了关于国际人权合作的四种现存理论。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人权保护机制做出一个概念性的界定，但是他指出，“这样的机制包括那些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建立的机制。”作者接着说道，上述这些人权保护机制在结局与方式上都与其它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权机制主要不是为了调整跨越国界的社会影响产生的政策外部性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使各国政府对其内部行为负责。其次，人权机制一般并不是依靠国家之间的行为来实施。最后，这些机制赋予了个体公民对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国内行为提出适当质疑的权利。这些特征使人权保护机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观念和自由主义理念构成了挑战，其在战后的出现亦被认为是“国际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同意建立这样的机制呢？作者对这一命题做出的假设是，战后支持建立人权机制的主体既不是现实主义所说的大国，该理论主张人权机制的建立得益于大国的强制；也不是理想主义所断言的“基于长期的民主自由制度而形成的政府和跨国组织”，该理论认为人权机制的建立依赖于跨国网络中的跨国组织的游说与说服；而是新建立的民主国家，新建立的民主国家之所以支持建立人权保护机制，原因在于建立诸如此类的机制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用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话说就是，通过国际承诺可以提高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信度，从而对抗非民主国家的威胁。对这些国家而言，国内普遍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问题，而解决该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约束”，即做出国际承诺以约束自己的将来行为。在转到实证分析之前，作者对国际人权机制出现的四种现存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理想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与理想主义理论的综合、共和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现实主义理论，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都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作用。汉斯·摩根索甚至认为国际政治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具体到人权机制的起源，该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建立人权机制的谈判过程中的权力分配情况。各国在政治功能上都是相似的，唯一的不同在于权力的分配情况。大国在权力的分配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小国弱国则处于劣势。大国可以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其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义务，从而建立国际人权机制。根据该理论，人权机制实质上是大国意识形态的客观化。人权机制的建立和维持都需要有大国的支持，一旦大国衰落或不再支持该机制，人权机制就会随之衰落并走向消亡（“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之一）。理想主义理论强调国际制度和跨国网络中的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一战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就是理想主义者试图通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该理论认为在人权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不是强制（大棒）或引诱（胡萝卜），而是说服。国家之所以接受人权规范，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范在道德上是恰当的，它们被同样接受这些规范的民主国家所说服。在这个说服的过程当中，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组织的积极游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些学者同时支持现实主义理论和理想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有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公共利益团体，也许是跨国性的组织，改变着民主大国的潜在偏好，这些民主大国利用它们的优势权力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规范。理想主义理论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