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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命权的国际人权法保护

第一篇：试论生命权的国际人权法保护试论安乐死问题院系：法学院班级：08级1班姓名：孟根塔娜学号：00806075试论安乐死问题内容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个人选择合法性首先看一个案例：患者某甲（59岁）因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入院治疗，但病情进一步恶化，昏迷不醒，生命体征只能靠药物和机器维持。某甲二女儿见其异常痛苦，于心难忍。为使某甲尽快解脱痛苦，主动要求医院实施安乐死，并表示不追究医院任何责任。在某甲子女再三恳求和签署有关的书面同意书后，医生为某甲注射药物实施了安乐死行为。患者死亡后，医院实施了安乐死的消息立即传开，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某甲的家属中也出现了分歧意见，某甲的大女儿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对此，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两名当事医生和提出要求的二女儿。经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一审分别判决两名当事医生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缓期执行。一审判决后，当事医生均不服，提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被告医生无罪的终审裁定。1976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安乐死法令——《自然死亡法》（NaturalDeathAct）。该法令明文规定：当有两个以上的医生证明患者已处于不可逆转的临终状态时，根据患者的愿望而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是合法的。荷兰、日本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地区的现行法律中也先后肯定了安乐死的合法性。在我国司法实践，安乐死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肯定，但在理论界认为安乐死的实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安乐死在我国现行法律上仍然没有得到肯定，且患者已经不具有意识表达能力，所以前例中医生的行为还是属于侵害患者生命权的行为。但是，相信安乐死的立法和实施最终会得到社会和司法界认可。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做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