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诗法的解诗策略举隅--读懂古诗的有效路径.docx

基于诗法的解诗策略举隅--读懂古诗的有效路径一、中国古诗“程式化”特点下隐藏的解诗路径从四套全国卷来看，2023年高考语文古诗阅读鉴赏题的命制与前两年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从考查形式来看，依然是一道客观题加一道简答题；从考查内容来看，仍着重考查“内容情感”（写了什么）与“表达技巧”（怎么写的）；从所选文本来看，依然偏向格律作品（近体诗与词）；从命题导向来看，主要还是考查学生的解诗能力。高考命题多年呈现的“稳定性”，说明“三新”背景下对学生阅读古诗所需关键能力的要求是不变的。这种能力，通俗地说就是能读懂古诗，会解诗。很早以来，我们教师就充分认识到高考古诗阅读鉴赏，“读懂”是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究，总结了很多读诗、解诗的方法，比如读诗题、读诗人、读注释、抓意象、明意境等不一而足。这些方法的提炼，让我们的教学有了一定的抓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习的效益。然而在现今命题形势下，这些方法却又总显得那样无力，并不能很好地破解命题“痛点”。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细致地梳理这些方法，会发现这些做法要么试图从外围解决问题（如读诗题、读诗人、读注释等），要么将文本作模糊处理（如抓意象、明意境等）；而高考命题往往站在细处，通往理解的深处，那么这些看似有板有眼的方法总结与命题要求就凿枘难合了。如何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不妨回到中国古诗的特质上来。诗歌本有诗歌的特质，而中国古诗（尤其近体诗）又更具独特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较为“程式化”。以近体诗为例，要求讲究格律、声韵，规定了相应作品的句数以及每句的字数，诸多外在形式的规定与约束有如“镣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舞者”（诗人）的自由，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创作“程式化”的问题。当然，这种“程式化”并不是缺少生气的表现，它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就如国粹京剧的“程式化”。透过现象看本质，每一种“程式化”表现的背后，实则都是强烈的法度意识、边界意识。中国古诗（尤其近体诗）亦是如此，很多解诗的密码就秘而不宣地隐藏在这种富含法度的“程式化”中，如果我们不能拥有那把秘钥，很多解诗工作恐怕只能隔靴搔痒，甚至走向谬误。对于文本解读，孙绍振教授曾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结——从创作论角度解读文本，赖瑞云教授称之为“解写”。这个理论总结尤其适用于中国古诗。长久以来，中学语文界对于中国古诗的解读多是“读者心理”视域下的，“作者心理”视域下的解读基本限于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至于从创作论角度解读古诗的做法更是严重缺席。其实，自古就有“诗向会人吟”的说法（出自《增广贤文》），这说明要真正读懂古诗，读者须得是“会人”。何谓“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懂创作心理的人，也就是能解“写”的人。而古诗的“写”又主要表现在它的“程式化”特点上，藏在它的创作法度（“诗法”）里。二、以“诗法”，解“诗义”中国古诗的创作法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炼字到炼句、谋篇、用韵，无一不蕴藏法度。笔者认为，对于中学生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诗法”之于解诗意义重大，分别为句法、章法、写法，下面将逐一展开阐述。1.句法——解诗语真义诗句是中国古诗表达完整语意的基本单位，因其语言组织大不同于正常话语，而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很多障碍。其实，这种不同于寻常话语的语言组织与表达，正是历代诗人长期探索诗句表达技法的经验累积与审美沉淀，是中国古诗“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从语法角度来看，中国古诗诗句可以不必是一个语法句，它可以是两个甚至三个语法句的合并表达，还可以不成语法句。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半江瑟瑟半江红”“主人下马客在船”这些诗句都是两个语法句的合并表达（如“东边日出”一个语法句，“西边雨”一个语法句），通俗地讲，就是一句诗里说了两句话的意思。至于杜甫的“对食暂餐还不能”（《早秋苦热堆案相仍》）、韩愈的“欲去未到先思回”（《李花赠张十一署》）则又是三个语法句的合并表达了，可谓一句三意。孙绍振教授称此为“诗句大于语句”。这种句法处理大大增加了诗句的的信息量，提升了诗歌语言的稠度。而像“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样的诗句就不是语法句，因为整个诗句并没有谓语动词，只有诗人精心裁剪过的几个名词而已。这种句法处理因摆脱了谓词的动作性限制，大大拓宽了诗句的想象空间，但在“还原”成话语的时候则需要我们添加必要的语法成分，甚至引进相关典故，否则很难明白其中含义。如“桃李春风一杯酒”这“一杯酒”如果不知道是从王维著名的“劝君更尽一杯酒”中来，那么对整句诗的解读就会失准。而当表达成一个语法句时，因受限于字数，又常常会有诸多的省略现象。如崔护《题都城南庄》中“桃花依旧笑春风”一句，“春风”看似“笑”的宾语，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整个诗句就费解了。其实，这个句子在“春风”前省略了介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