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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13日，**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3月16日，**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