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docx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南京对于民国地理学的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末过南京，偶然得知李旭旦故居被改为一座咖啡馆，于是登门探访。李旭旦(1911-1985)，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氏故居是一幢二层的小别墅，内设木质地板和楼梯，依稀有旧时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旭旦卜居此处，南临南京大学，左近玄武湖，在六朝烟雨中，以无情出名的台城柳，是否能给李家一丝慰藉呢?李旭旦1985年逝世于此，成为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而李氏遗孀陆漱芬先生居至本世纪初，至今老街坊仍能言李家旧事。李旭旦与民国同岁，1911年10月出生在江苏江阴青旸镇，东邻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马镇，这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地理的缘分。李旭旦的父亲为小镇郎中，但他从小体弱多病。不过，少年努力，他十三岁考入著名的南菁中学，1930年又被保送首屈一指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地理系的第一届新生，实现了阶层的跳跃。中央大学地理系始于竺可桢创设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民国地理学的殿堂，竺氏的两大弟子胡焕庸与张其昀，再加上聘请的留美学者黄国璋，共同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勤奋优异的李旭旦甚得系主任胡焕庸的青睐。同时，胡为宜兴人，与李的家乡江阴，均为江南吴语区，而且胡为乡村私塾先生的独子，与李旭旦背景相当，自然对李又亲近三分。在胡焕庸的指导下，李旭旦花费三年时间合译法国人文地理名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熟习西方地理学理论，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1934年暑假，胡焕庸带领李旭旦等赴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及滨海盐垦，行经二十余县，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书后附有李旭旦撰写的连云港。此时，胡焕庸已将李旭旦视为传人而有意栽培。据说胡焕庸的文章，其他人都不能改动，只有李能改。1934年李旭旦毕业留系担任助教，中央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中心，汇聚了一批江阴籍学子，形成所谓的“江阴帮”，其中著名者有朱炳海、李海晨、李旭旦和王维屏。1936年李旭旦在胡焕庸的鼓励下，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在剑桥期间，李旭旦继承了胡焕庸的学术传统，主攻人文地理学，并基于1934年的苏北考察，完成硕士论文《苏北：一个区域地理的研究》(NorthKiangsu:AStudyinRegionalGeography)。另有趣闻：李旭旦在剑桥时期，为了补充专业知识，常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找书籍污渍最多的地方阅读，颇有收效。根据其理论，书籍污渍最多之处，是因翻阅最多，必是最重要之处。1939年李旭旦学成归国，奉师命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李曾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后退党。1941年胡焕庸再次介绍李加入国民党，为接班作准备。1942年胡焕庸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由校长蒋介石签名颁发任命状，他遂将地理系主任交由李旭旦，完成传人交接。1946年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学一年，回国之前推荐李旭旦接替任教一年，可见胡焕庸对李旭旦的栽培之意。李旭旦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见长，契合中央大学的地理学传统。十年积累，李旭旦在抗战前后达到第一个学术高峰。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至青藏高原东端的600余公里之内，并无显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为地理学界广泛接受。界限是地理区划的前提，战后，李旭旦又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区域之划分》(1947)一文，提出综合地理分区方案，自成一家之说。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国地理学最高期刊《地理学报》的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顶峰。相对李旭旦的春风得意，李的同班同学任美锷则显得郁郁寡欢。任美锷出身宁波经营草席业的商人之家，少年时期读到张其昀的《高中本国地理》，遂有志于地理学，并与李旭旦一起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仅有的两位新生。但是，相比李旭旦与胡焕庸的交好，任美锷更亲近宁波同乡教授张其昀。他曾随张其昀纵游浙江全省名山，1934-35年又随张做西北五省(陕甘青宁蒙)为时一年的长途考察，并撰写五十余万字的考察报告。1936年任美锷与李旭旦一起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师从著名构造地质学家E.B.Bailey爵士学习英格兰高原大地构造。1939年任美锷获得博士归国，又追随张其昀到浙江大学史地系执教，但任美锷在浙大史地系并不如意，一是浙大的名气不如中央大学，二是任美锷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为浙大不容。1943年任美锷想调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胡焕庸不同意，他只得暂居复旦大学史地系。胡焕庸的坚持自有其深意，因为李旭旦仁厚内敛，而任美锷则好强自负，胡深谙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惜李旭旦并未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对于任美锷，李旭旦更多是囿于同窗之情。因为两人1930年同时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